“长江学者”、“杰青”的帽子还要飞多久？

据媒体报道，近5年，共有746人入选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，分布在148所高校。北京大学的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人数最多，达到55人，比排名第二的清华大学多出14人。

而在不久前，2019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公布。根据名单，不少媒体、自媒体按入选人数多少，给高校排序，据称，入选国家杰青人数最多的高校是北京大学，有22人。其次是清华大学，有14人，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有11人，并列排名第3，浙江大学10人入选排名第5。

看到这样根据“长江学者”人数、“杰青”人数，对高校的“排行”，笔者不由感慨，我国社会何时才能摆脱“唯帽子论”？学术评价“头衔化”、“帽子化”只会导致学术研究追名逐利，不论是高校还是社会，都应该关注入选、被资助的学者，怎样进行研究，而不是把入选人才计划、获得资助项目，就作为人才的荣誉与学校的人才建设政绩。

去年6月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发出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》指出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，在有的单位、部门和地方被异化为“头衔”和“荣誉”并与各种待遇直接挂钩，干扰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。并明确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资助项目负责人开展基础研究工作，要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，不是荣誉称号。

去年11月，根据《科技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科院、工程院关于开展清理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教育部办公厅下发通知，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开展“唯论文、唯帽子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清理。

然而，一边是要清理“帽子”，另一边却依旧是群体无意识地把入选人才计划，当做荣益、头衔。怎么突破这一困境？

首先，我国社会舆论必须破除功利的教育观和人才观。社会对高校办学的评价，对高校办学的走向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比如，对于我国大学近年来重学术研究、轻视人才培养的问题，关注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者，呼吁大学不要成为“论文中的大学”和“排行榜中的大学”，国家也在采取措施，推进大学重视本科教育，以及做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，然而，还是有很多媒体，盯着大学的排名变化，进行炒作，比如，去年北大清华在某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排名下降，就炒作为“断崖式下跌”。这不就是盯着排行榜办学吗？

类似的矛盾现象还有很多，诸如一边质疑学校热衷把学院更名为大学，是追名逐利，一边却大声赞美大学更名成功，是上水平上层次；一边质疑地方本科院校不安于定位，追求高大全，一边又把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，解读为“降格”。在这种矛盾的舆论声音中，重视舆论和所谓社会评价的大学，最现实的选择，就是继续功利办学。

其次，从根本上说，舆论的影响还是其次，目前把入选人才计划、获得项目，视为荣誉、头衔的深层次原因，这是行政评价、行政评审，入选计划、获得项目代表对人才的认可，因此，就被异化为荣誉、贴上标签。与发达国家学者申请资助项目，重视的研究成果不同，我国则存在“重立项、轻研究”的问题。只要立项成功，就已经功成名就，谁还认真投入研究？研究接下来就变为包装成果，随后再以上次入选计划、包装出来的成果，再去申请新项目。形成申请项目、立项获得身份、包装成果、再申请项目的学术利益链。尤其荒谬的是，项目资助周期结束后，按理说，就不再是XX资助项目获得者，可是，只要入选一次，就被贴上永久的标签，上个世纪90年代获得“长江学者”奖励资助的学者，到现在还是“长江学者”，享有特殊的津贴，当前高校“抢人才”，抢的就是贴上标签的“帽子人才”。“帽子满天飞”，这对我国的学术研究、学术人才培养有多大好处？

破除“唯帽子论”，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。归根到底，要建立学术共同体，对人才进行专业的同行评价，重视人才真实的能力与贡献。去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要建立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，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，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。基础研究人才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，加强国际同行评价。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突出市场评价，由用户、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。这指出了人才评价改革的方向，必须认真落实。（来源：熊丙奇看教育）